一把大火，三个人和不断轮回的历史

去年十月，为恢复自己的劳工身份抗争35年的金镇淑（김진숙），写了一封公开信给曾经作为她辩护律师的文在寅：“1986年，我们并肩游行争取国家民主化，在示威街头一起被催泪弹炮轰。1991年，我们还曾为朴昌洙含冤而死一案共同努力，希望查个水落石出，还他一个公道。当时身为律师的你曾经说过我是被‘韩进’无理解雇的。今天身为总统的你，还认为我是被无理解雇的吗？

1986年7月，金镇淑因为组织罢工，被韩进重工（한진그룹）以“第三方介入”的名义开除，至今未能恢复其劳工的身份。在农民家庭长大的她，中学毕业就到釜山打工补贴家业，最后进入韩进从事烧焊工作，一度被选为全厂的模范工人。彼时韩进的工人皆在恶劣的环境中从事劳动，码头的工地中没有厕所，码头工人只能在一个狭窄的工地中吃饭和如厕，同时因工丧命的事情比比皆是。

在这样的情况下，金镇淑逐渐不再甘于只做一个模范工人，而是和同事一道组织抗议，直到被韩进开除。只是，金镇淑为何被韩进视为“第三方介入”？那是因为韩进和所有的韩国企业一样，早就有了自己的工会。

1945年，日本向盟军投降，根据《开罗宣言》（Cairo Declaration）和《雅尔塔密约》（Yalta Agreement）， 朝鲜半岛自于1910年《日韩合并条约》（韓國併合ニ関スル條約）签订后被日本殖民统治的状态下解放出来，以北纬38°为届，划分为南北两部分由美苏“托管”。美苏先后在南北成立驻朝鲜美国陆军司令部军政厅（United States Army Military Government in Korea）和苏联民政厅（Советское гражданск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随后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先后成立。经历了惨烈的朝鲜战争后，半岛南北在板门店签订《朝鲜停战协定》（Korean Armistice Agreement），沿北纬38°（即所谓三八线）南北分断至今。

伴随着日本在朝鲜的殖民，朝鲜在1910年开始展开了迅速的工业化进程。到1930年，朝鲜的工人已经达到了10万余人。为了对抗日本日益严苛的殖民体制，朝鲜的工人运动逐步发展，并作为朝鲜独立运动的一部分愈演愈烈。截至1930年，朝鲜半岛共发生160多起罢工事件，涉及的工人达1.89万人以上。

1928年，在元山（원산시）文坪旭日火油公司的工人发起，由元山工人联合会领导的元山总罢工，有将近3000余名工人参加，完全瘫痪了元山地区的工厂生产。罢工的工人不仅提出了“反对殖民”的诉求，同时也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自由组织工会。元山总罢工堪称是日本殖民时代朝鲜工人运动的最高潮。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步步紧逼，朝鲜工人运动陷入低潮，最后不得不转入地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随着殖民统治的结束，朝鲜的工人运动迎来了一个短暂的春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朝鲜半岛南北从事反日运动的社会主义者先后在南北成立了南北的劳动党。与南朝鲜劳动党（남조선로동당）关系密切的劳动组合全国评议会（노동조합협의회，总评）的领导下，接管日本工厂并继续进行工人斗争。1945年至1947年之间，共发生2388次示威，涉及人数高达60万人。

正决意点燃冷战的美国自然不会对自己军管下的南朝鲜工人运动坐视不理。1947年1月，南朝鲜爆发铁路大罢工，美军枪决了数百名参与罢工的工人，并将数千名工人投入监狱。3月，军政厅宣布南朝鲜劳动党为非法组织。1948年，李承晚在美国的支持下当选大韩民国的首任总统。同年11月，李承晚宣布极度反对大韩民国成立的济州岛戒严，军队在济州岛大开杀戒，史称四·三事件，仅被韩国政府承认的死难者就高达14373人。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李承晚政府决定对1949年强迫共产主义者加入的国民保导联盟成员展开法外处决，其中许多成员都是在政府的威逼利诱下被登记为成员，史称保导联盟事件（보도연맹사건），根据首尔大学的研究，有十一万人丧生。

除了血腥镇压左翼组织，1947年，在军政厅支持下，大韩独立促成劳动总联盟（보도연맹사건，即今日的韩国劳动组合总联盟（한국노동조합총연맹）的前身）成立，并成为韩国唯一合法的总工会。韩战结束后，李承晚政府又于1953年开始劳动法的立法，除了《劳动基准法》外，工会协商主体与不当劳动行为等都被引入到韩国的劳动法体系之中。

这一套“镇压、扶持、立法”的措施实际上完全继承自美国。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会扫荡并以“间谍罪”起诉当时最具战斗力的左翼工会世界产业工人（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IWW）迫使其规模大大缩减之后，美国通过《劳动关系法》（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NLRA）将工会的争议权力仅仅局限在经济权益的谈判上。某种意义上，这些立法正是工人运动的墓志铭。

随后上台的朴正熙（박정희，韩国前总统朴槿惠的父亲）续行更为严苛的军事独裁。朴正熙政府在各个企业扶持黄色工会（Company union）并整合到韩国劳动组合总联盟（劳总）；同时大幅修改李承晚时代的劳动法，禁止罢工；同时逮捕工人运动的参与者。踏在工人的血汗上，韩国开始了快速的再工业化进程，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汉江奇迹。但汉江奇迹所遮盖的，正是被劳力密集代工压榨到死也无力反抗的工人，还有完全没有作用的劳动法。

根据统计，当时韩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作时间为每周53.1小时，但平均工资只能满足维持生存所需要的50—60%。而1976年，韩国的工伤事故发生率为美国的5倍，日本的15倍，仅1978年-1980年两年间，就有255282名工人受工伤甚至死亡。被视为工人觉醒意识的全泰壹，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

自幼时起，全泰壹就和母亲、弟妹在首尔的贫民窟之间漂泊，并在南大门市场水果店铺门口给来往的路人擦皮鞋赚钱。中学肄业的全泰壹，漂泊于多个工地，最后进入了和平市场中的一间成衣工厂工作。在和平市场工作的全泰壹，总是关心和他一样辛苦的工人。在他的日记里，他记录下和平市场当时的模样。“两坪空间挤了13个工人。十几岁的孩子们，在只有1.6米高的阁楼里，曲身子工作长达十余小时。当时一般人每日工作八小时可得10,000韩元工资，但和平市场的纺织成衣工人们，只有每天不停工作十五个小时，才能得到相同工资。126名劳工中，有120名平均每天工作14至16小时；有96名劳工得了肺结核；102名劳工得了各种慢性肠胃病；而所有工人都患了眼病，长期畏光，黏稠睁不开眼睛。”

目睹当时在韩国平和市场成衣工厂的女工，在没有窗户及通风设备、充满粉尘的狭小厂房里，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生了病只能接受被解雇的命运，全泰壹投入工人的组织与调查工作、研读劳动法，向当局提出检举。他在日记里记录下自己的想法，“我痛恨这样一个人们已经成为商品的时代。一个人的个性与基本需求被蔑视，成为次等的东西，人们的希望之树已经被砍伐。我痛恨这样的人性，为了求存而贬抑自己，成为商品。”

只可惜所有行动都石沉大海，他自己也被赶出和平市场。在日记里，他反复写着“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1970年11月13日，全泰壹在寒冷的冬天里和一群同伴们，拉着“我们不是机器”（우리는 기계가 아니다）的布条，前往首尔和平市场抗议。在他那身黑色长大衣下，铺了蘸满汽油的海绵，在抗议中他突然高举着《劳动基准法》引火自焚。烈焰中，他高喊着“遵守《劳动法》！”（정부는 근로기준법을 준수하라！）。临死前，在摇晃的破烂篷车上，浑身灼烧到焦黑肿胀的他，对母亲李小仙（이소선）说：“请你务必将这些工人的要求铭记在心。…妈，我未作完的事，一定要答应帮我继续作下去，不要让我白白死去！”

全泰壹的死震惊了全国，而他在遗嘱中所感叹的“可惜我生前没有认识一个大学生”引起了韩国知识分子的内疚，投入到工运的组织工作中，曾代表韩国正义党（정의당）参选总统的沈相奵（심상정）就曾在就读首尔大学时前往工厂潜伏劳动组织工人。金镇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觉醒并参与到工人运动当中。

1986年，因为韩进公司高价兜售劣质便当给工人，金镇淑与同事朴昌洙、金主益在忍无可忍之下，决定搞一次罢吃公司便当的抗议行动。行动非常成功，逼使公司不得不建一间食堂，并提供午餐给工友。隔年，金镇淑与伙伴们在一次的工会选举中获胜，成功把公司原有的黄色工会踢走，自组独立工会。只是金镇淑也成为韩进公司的眼中钉，被公司以“第三方介入”的名义开除。1991年，她的同事朴昌洙因此被捕入狱，在狱中被严刑拷打，出狱不到三个月就被发现横尸在医院的后院。警方为了掩饰他受过酷刑逼供，把朴昌洙的死列为自杀。就在他的代表律师和检察官达成协议要开棺验尸的隔天，镇暴警察竟然用大锤把太平间的墙敲倒，然后把朴昌洙的尸体抢走。

金镇淑在1987年与1996年，同样被捕入狱。但在其他社会运动的支持和民主化的影响下，1995年，韩国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전국민주노동조합총연맹，民主劳总）终于成立。这是自总评被强行解散后，韩国第一个全国独立总工会。随后，1987年卢泰愚（노태우）发布《六二九民主化宣言》（민주화 선언），同年韩国新宪法通过，韩国进入民主化的时代。只是，工人运动所参与推动的民主化，并没有如预期一样给工人带来解放。

1990年代后期，因为冷战的结束，华盛顿共识成为世界潮流。韩国被外国资本和商品猛烈冲击，社会危机日益深重。韩国政府为了克服经济危机，全盘采纳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一揽子救市方案。金泳三政府决定，在个体劳动法方面，则放宽雇主的裁员条件，允许雇佣临时工代替罢工工人。而即使被认为是民主化浪潮中最进步的金大中上台后，新自由主义仍在猛烈推进。1998年1月，金大中政府规定允许公司在紧急状态下裁员。昔日与工人运动一起抗争的盟友，两位民选总统，一位是当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金大中总统，另一位则是身为人权律师的卢武铉总统，相继打压工人运动，在任期间逮捕的工会领袖和会员不下两千名。

在国际资本的冲击和政府的纵容下，本就只是为了安抚工人而生的《劳动法》更加残破。国际资本在各国之间的挪腾转移，更是增加了工人运动的难度。2008年，台湾的永丰余公司旗下的元太科技为了掌握韩国Hydis公司的专利而收购了该公司，并在2013年恶意停产，最终在2015年关厂。Hydis工会在韩国发动抗议“反解雇”无果，串联台湾的工运团体进行抗争。2015年5月11日，领导抗争无果的工会会长裴宰炯（배재형）上吊自杀，留下遗书“我要到没有恶质资本的世界去了。千思不如一行，劳动解放。”但一条人命的逝去，仍然无法取得任何结果。在强大的压力下，Hydis工会最终接受调解，结束相关争议。

而金镇淑，于2011年为了抗议韩进突然裁员400名员工，爬上85号起重机静坐抗议308天，引发全国声援。最终韩进退步重新雇佣被裁员的员工并赔偿受影响的工人，只是到今天仍不愿恢复金镇淑的员工身份。

而在2016年全国抗议朴槿惠的声浪中赢得总统选举的人权律师，现任总统文在寅，不仅推出了更偏向企业的《劳动基准法》修正案，将最低工资修订为包括津贴及奖金以节省了雇主的生产成本、推动弹性工时制度外，不仅未平凡因为2015年反对修改《劳动基准法》而被起诉“妨碍公共秩序”的民主劳总前主席和前秘书长，甚至于2017年12月以相同的罪名拘捕了民主劳总的时任秘书长李英珠。

或许，作为国家机器镇压工人运动工具的一环，劳动法从来就不如它所宣称的，是“劳动条件的最低标准”，无法实现才是它的本质，而其偶尔的落实，则是国家赋予工会的特权；让工人必须透过不断地在资方与国家之间拉扯，也仍难以触及，从而使工会的力量虚耗在国家“画地为牢”的这条界线里。而今天当我们回顾历史，也许必须再发现劳动法本身的荒谬性，才有机会走出“画地为牢”的荒诞轮回里。

（责任编辑：新不莱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