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发动乌克兰战争是在理智地维护俄罗斯统治阶级的利益

文 | Volodymyr Ishchenko

编译 | Julia Kraftwerk

自从年初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不同政治背景的学者就都在努力辨识着到底是什么——是谁——导致了这场危机。他们信手拈来「俄罗斯」，「乌克兰」，「西方国家」，「南半球」这样的词汇，仿佛这些词标示着某种统一的政治学行动者。即使在左翼人士内部，普京，泽连斯基，拜登等国家领袖的言论，无论是关于「安全问题」，「自决」，「文明选择」，「主权」，「帝国主义」还是「反帝国主义」，往往都不免被望文生义，至于被理解作某种上下齐心的国家意志。

特别地，关于俄罗斯——具体而言，俄罗斯统治集团——宣战动机的争论往往向着靠不住的论点两极分化。不少人按字面意思理解普京的言论，毫不质疑他的观点——对NATO扩张的执念，对俄罗斯乌克兰人民「一母同胞」身份的坚持——到底是否能代表俄罗斯全国上下社会各界的意见。另有论者将其言论理解为寡廉鲜耻的谎言或声东击西的策略，认为这些外宣和发动入侵的真实动机毫无关系。

这两种论调不仅没能澄清事态，反将克里姆林宫的意图神秘化了。今日对俄罗斯意识形态的探讨，时常令人想起175年前由马恩执笔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对部分人而言，俄罗斯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忠实反映着其社会政治秩序；另外一些则相信，只要不懈揭露皇帝的新装，意识形态的谎言就会不攻自破。

然而真实事态往往较之理论更为复杂。理解普京真实意图的关键，不在于从他发表的文章讲演中断章取义，以附和先在的偏见，而应当通过对俄罗斯社会的系统分析，理解普京背后社会阶层的利益分配，政治组成，和意识形态合法化流程。

后文中，我将致力搭建俄罗斯语境下，这类分析的基本架构。这并不意味着相对而言，针对西方或乌克兰统治阶级同样的分析就不那么重要；将重点放在对俄的分析上，一部分是因为这是当下最具争议的问题，另一部分则因为俄罗斯统治阶级应对战争负主要责任。只有理解了他们的利益企图，我们才能脱离对统治者言论的肤浅解读，从苏联解体引发的经济政治真空，走入战争背后的广阔图景。

当代俄罗斯是帝国主义吗？

俄乌战争期间，不少马克思主义者用「帝国主义」阐释克里姆林宫的利益动机。在令人费解的现状面前，我们确实应当动用手头一切理论工具；但同等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正确使用这些工具。

此种分析的问题在于，「帝国主义」这一概念在应用于后苏联语境时，根本没有得到应有的更新。任何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即使是弗拉基米尔·列宁，都不可能想象苏联解体后前所未见的情境。列宁一代人所分析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扩张和现代化下的帝国主义。后苏联情境则与此截然相反：它是一种恒久的收缩，边缘化，和反现代化危机。

我在此并不是说，用帝国主义理论来分析当代俄罗斯毫无意义；但要让它有价值，我们首先应当完善「帝国主义」这一概念本身。如果仅仅照本宣科依靠上世纪的定义，来探讨俄罗斯是否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那这样的讨论将没有任何现实意义。此时「帝国主义」已经从一个解释性概念正式变为非历史的同义反复标签：「因为俄罗斯侵略弱小邻国，所以它是帝国主义国家」；「因为俄罗斯是帝国主义国家，所以侵略弱小邻国」，讨论只能如此进行。

有观点认为，这场战争只能归因于「政治帝国主义」或「文化帝国主义」的自主理性，因为无论对于俄罗斯金融资本的扩张（俄的全球化市场和其寡头政客的海外资产无不遭受着制裁），还是对新市场的开发（乌克兰并不能吸引任何跨国投资，除了寡头政客的境外资产），或是战略资源的控制权（即使乌克兰拥有丰富的物产资源，俄罗斯也需要先扩张工业来吸收这些资源，或者起码需要将资源销往国际市场——矛盾的是国际市场已经因为西方制裁而大大削减），这场战争都很难被理解为是「扩张主义」的。

如果不作此解读，我们必将陷入意识形态幻想下「权力为了权力」的粗糙理论：俄罗斯统治阶级要么是被一个笃信伟大复兴的国家沙文主义疯子绑架，要么就全体受了虚假意识的蒙骗，极端信奉普京的北约威胁论和乌克兰「自古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论，到了利害不分的程度。

以上两种观点，笔者都不敢苟同。我们将在后文分析，发动入侵背后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考量，是如何忠实反映了统治阶级利益。普京并不是权欲薰天的疯子，也不是意识形态的狂信徒（这类人在整个后苏联时空下从未成为主流），更没有神经错乱。他发动乌克兰战争是在理智地维护俄罗斯统治阶级的利益。毕竟一个阶级的整体利益，和其代表人的利益，往往只能部分契合，有时甚至南辕北辙。那么我们就要发问：俄罗斯的统治者是何种阶级——他们的共同利益又是什么？

俄罗斯的政治资本主义

当被问及俄罗斯统治阶级的成分，绝大部分左翼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资产阶级。苏联解体后的普通市民可能称他们为小偷，骗子或者黑手党。稍微「高端」些的人士可能称之为「寡头」。我们当然可以简单地否定这些答案，指责他们受了虚假意识的影响，没能应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概念。但如果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后苏联时代市民强调了偷窃本身，以及「寡头」一词意指的，私产和政府的紧密联系，我们的分析将更有成效。

正如我们在上文对现代帝国主义的探讨一样，任何讨论必须参考后苏联时代的特殊性。苏联政府和经济体的解体过程中，发生着一种资本的原始积累。政治学家Steven Solnick将其称作「窃国」。新的统治阶级诞生于那些（通常以极为低廉的价格）私有化了公共财产，或获批将公共机构的收入中饱私囊的群体。他们勾结官员，钻法律空子偷税漏税，靠着关系收购国有公司赚快钱。

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Ruslan Dzarasov用「内部人租金」来概括以上现象，意指内部人士通过勾结权力者，掌控金融市场获得的额外收入，其形式类似于一种租金。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也并不鲜见，但苏联解体的社会变迁（国家社会主义分崩离析，政治经济体系的重建）使其在俄罗斯统治阶级的构成和再生产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其他重要论者，如匈牙利社会学家Iván Szelényi，将这类现象称作「政治资本主义」。基于马克思·韦伯的论述，政治资本主义的特征在于滥用政治权力，以攫取私人财富。当资本家通过官商勾结获得竞争优势，而不依赖技术创新或廉价劳动力，我们就称之为政治资本家。政治资本家当然不止存在于苏联；任何一个一度被国有经济主导，又积累了大量资本的地区，都会成为政治资本家的乐园。

政治资本主义是我们理解克里姆林宫动机的关键：当俄罗斯政府谈论「国家主权」或「势力范围」时，这不只是某种过时概念的非理性回潮。这种辞令与其说反映了举国利益。不如说只是反映了俄罗斯政治资本家的阶级利益。当政府利益对资本积累至关重要，政治资本家就不得不维护其在资产阶级中独享的垄断秩序。

不是所有资本家都像他们一样如此在乎「宣示领土主权」。正如Göran Therborn所说，「统治阶级实际上怎样施行统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个古老的争议。争议的难点在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往往并不直接统治国家。一般来说，国家官僚实质上不受资产阶级控制，但间接又通过立法执法服务资本主义，帮助实现资本积累。然而政治资本家则不同：他们需要的不仅是普遍性的立法支持，更是对执政者行为的直接掌控。有时他们甚至直接在政府中占据高位，用政治权力中饱私囊。

许多资本主义实业的成功实例都依赖国家补贴，税收优惠，或者各种保护主义政策。然而和政治资本主义截然不同，他们在市场上的发展壮大几乎并不依赖具体的执政者，党派或特定的政府。跨国资本完全有能力脱离其总部所在的民族国家，自力更生——例如那些由像Peter Thiel这样的硅谷大亨投资的海上家园项目：独立于任何民族国家的企业城市。相反，政治资本家一旦失去那些官商勾结的乐土，就根本无法在全球竞争中存续。

后苏联边缘地区的阶级冲突

政治资本主义是否可持续？问题仍然悬而未决。无论如何，国家都需要首先从某处攫取资源，才能将资源再分配给政治资本家。正如Branko Milanovic提到的，腐败是政治资本主义的特殊痼疾，即使被高效率，高科技且独立自主的官僚所运营，也往往不能幸免。与中国这样成功的政治资本主义实例不同，苏联共产党解体后，继任政府被诸多个人关系网绑定；它们把持操控着表面的自由民主秩序，使得利益天平向它们倾斜。这压抑着经济的现代化和职业化倾向。简单来说，总有坐吃山空的一天。要维系利润率，后苏联地区的政治资本主义必须转型：增加投资，压榨劳力，或者自我扩张，总之必须为继续收取「内部人租金」开源。

但对后苏联政治资本主义而言，无论增加投资还是剥削劳力，都要面对结构性的障碍。一方面，不少投资者的商业模式甚至产权都倚仗某些特定官僚才能建立，他们很难有意愿进行长线投资。对他们来说，将利润转移到海外才是长久之计。另一方面，后苏联劳动力经历了城市化，受过良好教育，薪资要求并不低。这一地区能有相对低的薪资水平，完全要归因于苏联遗留的全套基建和福利机构。这些机构是政府运营的巨大负担，但要减负就势必收到核心选民的反对。为了调停这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终结政治资本家间的角逐，普京等波拿巴主义独裁者在不损害政治资本主义基础的前提下，协调配合一部分精英团体，同时削减了另外一些的利益。

当资本贪婪的扩张逐渐超越了国内能承受的限度，俄罗斯社会精英将目光转向海外，试图通过在海外开源，维系从国家「收租」的额度。这也就强化了俄罗斯主导的一体化项目，例如欧亚经济联盟。这些项目面临着两个障碍。其中相对次要的障碍是当地的本土政治资本家：例如在乌克兰，这些本土资本家一方面希望获得俄罗斯廉价的能源，另一方面也关注自身在本国收取内部租金的主权。他们本可以利用本国反俄的民族主义倾向，合理合法地占有原苏联在乌克兰的资产，但他们并没能制定出确切的国家发展计划。

乌克兰第二任总统Leonid Kuchma那本著名著作的标题，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乌克兰不是俄罗斯》。如果乌克兰不是俄罗斯，那么它到底是什么？俄罗斯之外的后苏联政治资本家（例如最近的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都没能夺得垄断地位，这使得他们的统治地位不堪一击，只能依赖俄罗斯的支持。

跨国资本和职业中产阶级的政治联谊——以亲西方的、NGO化的民间组织为代表——为苏联解体后颓靡的社会主义废墟提供了更令人信服的发展方向，也为俄罗斯领导的后苏联一体化秩序制造了更大的障碍。这作为后苏联地区主要的政治矛盾，最终导向了对乌克兰的入侵。

普京等后苏联领导人所实现的波拿巴主义维稳，催生了职业中产阶级的壮大。部分职业中产阶级，例如就职于官僚体系或国营经济者，共享着系统的收益。然而他们中人数更众的一部分，被从政治资本主义中排除出去了。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职业前景和政治生涯都依赖和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同时，他们也是西方软实力的先锋队。被整合进欧盟和美国领导的机构中，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现代化路线：同时加入「正统的」资本主义和广义的「文明世界」。这些势必意味着和后苏联的社会精英，政府机构，和其中「不思进取」一心求稳的平民社会主义心态决裂。

此种路线的精英主义本质，就是为何它即使背靠历史悠久的反俄民族主义倾向，也从未在后苏联国家中获得主导地位的原因——即使在今日，乌克兰人对俄侵略的共同抵抗，也不能说明他们团结在任何政治路线周围。这也帮助解释了为什么南半球在俄乌之间保持着一种批判性的中立态度：要么配合一个西方强权反对另一个，要么支持那些并非想要废除帝国主义，仅仅希望加入一个更好的帝国主义联合体的边缘国家。对大部分乌克兰人而言，这是一场自卫战争；但我们同时也不该忘记他们自身和那些声称代表了他们利益的群体之间诉求的鸿沟。那些自称能代表全国上下面对特定政治和意识形态议题的整体态度的人，正在将「民族自决」塑造为一种单一阶级的声音。

对西方在促使俄罗斯发动入侵中，扮演了怎样角色的讨论，往往集中在北约对于俄罗斯的威胁姿态上。然而当我们考虑到政治资本主义影响，我们就能观察到西方势力扩张背后的阶级冲突，以及为何如果俄罗斯不进行本质性的变革，西方对俄的收编就永远无法成功。要将后苏联政治资本家整合进西方主导的经济秩序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西方所主导的秩序恰恰是要通过剥夺政治资本家占有的国家特权，从根本上消灭这一阶级。反腐败不仅是西方机构对后苏联国家的关键愿景，也为亲西方的本地中产阶级所赞成。然而对政治资本家而言，反腐败一旦实现，他们的政治经济生涯即告结束。

在官方宣传中，俄罗斯政府试图将战争渲染成俄罗斯作为主权国家的生存之战。然而其中最重要的筹码，实际上是俄的统治阶级和他们秉持的政治资本主义模式。世界格局「多极化」能够短暂解决这一问题；因此俄罗斯政府试图将其阶级发展大计兜售给南半球的社会精英，承诺他们也能通过自称代表一种「文明」，拥有自有主权的「势力范围」。

后苏联波拿巴主义的危机

后苏联政治资本家彼此相左的利益关系，职业中产阶级，和跨国资本共同结构了俄乌战争背后的政治冲突。然而政治资本家的组织危机，更加剧了冲突对他们的威胁。

例如普京和卢卡申科这样的波拿巴主义领导者，其合法性只来自克服了苏联解体危机本身；他们依赖的仅仅是被动的，无政治倾向的支持，而不是能让统治阶级高枕无忧江山永驻的主动认同。此种个人威权统治由于传位问题，本质上不堪一击。没有任何清晰的规定和传统指定如何传递权力，没有新领袖必须遵从的意识形态，没有能将新领袖社会化的党派或运动。传位是一个脆弱的焦点：精英的内部冲突可能激化到危险的境地，自下而上的斗争成功概率也更高。

近年来，这样的斗争在俄罗斯周边地区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乌克兰2014年的欧洲广场革命，亚美尼亚的众多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第三次革命，2020年失败的白俄罗斯起义，以及最近的哈萨克斯坦群众运动。在后两者中，俄罗斯为维护当地政府统治提供了关键支持。在俄罗斯内部，「要公平选举」集会连续在2011和2012年举办，阿列克谢·纳瓦尔尼此后也领导了不少反政府运动，这些运动的影响力都不容小觑。入侵战争前夕的俄罗斯国内，劳工运动有所加剧，普京民调的受信任程度一路下滑，希望他退位的人数与日俱增。受访者越年轻，反普京情绪就愈强，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如政治学家Mark Beissinger所说，以上所谓的广场革命是典型的现代城市公民革命。他通过大量统计数据，论证了城市公民革命只能短暂地削弱威权统治，为中产阶级公民社会赋权；这一点和过去的社会革命有所不同。城市公民革命并不能带来更强大、更平等主义的社会秩序，也不能引发长久的民主进程。

在后苏联国家中，广场革命仅仅削弱了政府，让本地政治资本家对跨国资本通过亲西方NGO的施压更为敏感。例如在乌克兰，一系列「反腐败」机构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G7和公民社群被强行引入。在过去的八年中，这些机构没能破获任何重大腐败案。然而，他们确实依靠反腐败活动家和境外势力的努力，减少了国营企业和执法机关能钻的空子，削减了本地政治资本家收取「内部人租金」的权限。眼见乌克兰一度跋扈的寡头遭遇麻烦，俄罗斯政治资本家又怎能不紧张？

统治阶级自我巩固的非预期后果

几个因素有助于解释发动入侵的时机，以及普京为何误以为能轻易赢得战争：俄罗斯超音速武器的暂时优势，欧洲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对乌克兰反俄势力的压制，顿巴斯战争后2015年明斯克协定的无人问津，以及俄在乌克兰情报部门的失职。在此，我将尝试粗略地勾勒出在希望通过扩张领土保证内部租金利率的政治资本家和被政治资本主义排除在外的与跨国资本携手的本地职业中产阶级之间，最终导向入侵战争的阶级冲突图景。

只有当我们辨识出战争背后的物质利益，才能对其有效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概念。再者，这场冲突也并不仅仅关于俄罗斯帝国主义：如今在乌克兰被用坦克，炮兵和火箭解决的冲突，正是白俄罗斯和俄罗斯曾用警棍镇压的同一种冲突。后苏联霸权危机的加剧——统治阶级对发展可持续的政治，道德和知识领袖地位的无能——正是暴力逐渐升格的根本原因。

俄罗斯统治阶级的成分复杂。其中部分人由于西方制裁，蒙受了沉重损失。然而俄罗斯政权对统治阶级的部分自主权，使得即使部分个人或群体利益受损，政权也能不受影响地追求长期的集体利益。同时，俄罗斯周边类似政权的危机也加剧了对俄统治阶级的威胁。俄罗斯政治资本家中，更倾向主权主义的团体相对买办占据上风；但即使买办资本家也可能已经意识到，如果政权倒台，他们所有人将满盘皆输。

通过发动战争，俄政府希望缓和可预见未来的危机，最终重构一种「多极化」的世界秩序。正如Branko Milanovic所提出的，虽然代价高昂，但战争为俄罗斯从西方脱钩提供了合法性；随着吞并的乌克兰领土愈来愈多，这种脱钩是几乎不可逆的。同时，俄统治集团也将自身的政治组织度和意识形态合法性提高了一个层次。

已经有迹象表明，俄罗斯政府正转向为一个更稳固的，意识形态化的和动员主义的威权政体，明目张胆地模仿着中国更有效的政治资本主义。对于普京而言，这是自2000年代早期他通过驯服俄罗斯寡头所开启的，后苏联整合过程的一个新阶段。如今，第一阶段预防灾难和维稳的松散叙事过后，迎来了一种更明确的保守民族主义（不仅向外针对乌克兰人和西方势力，也向内针对本国的世界主义「叛国贼」）：这是后苏联意识形态危机的语境下，唯一一种广泛有效的意识形态语言。

社会学家Dylan John Riley等一些论者认为，一种自上而下更为强劲的霸权政治，将可能强化一种来自下层的反霸权政治。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克里姆林宫的意识形态化和动员主义转变，将为一种后苏联国家前所未见的、更有组织、更自觉的群众抗争提供土壤，最终演化为一次全新的社会革命浪潮。这可能最终从根本上改变国际社会和政治力量的平衡，并一举终结从三十年前苏联解体开始的恶性循环。

（责任编辑：新不莱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