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英国首相莉兹·特拉斯（Mary Elizabeth “Liz” Truss）没有参加周一的下议院会议，曾和她同台竞选保守党党魁的现任下议院领袖（Leader of the House of Commons）彭妮·莫当特（Penelope Mary “Penny” Mordaunt）代表她回答反对党的提问。在解释为何特拉斯没有到场的时候，莫当特说首相「detained on urgent business」（被紧急事务缠身）。由于detain on多用于表示拘留之意，议员们的笑声甚至盖过了莫当特的声音。
无论莫当特是有意或无意，这个词都精准地暗喻着特拉斯现在在保守党内的处境。此前她解雇了自己的多年盟友夸西·克沃滕（Kwasi Alfred Addo Kwarteng）并任命了杰里米·亨特（Jeremy Richard Streynsham Hunt）担任新任财政大臣，随后亨特向媒体和下议院公布的财政政策中，特拉斯在竞选中的政见完全消失了。许多媒体已经开始推测，距离特拉斯下台的时间可以按天计算。
9月5日，当特拉斯赢得党员选举出任英国第三任女首相时，没有人会想到，扣除国丧的十天，特拉斯仅用了七天就完全在党内丧失了威信。据卫报引述，一位一直支持特拉斯的议员说，「我不知道她怎样才能熬到两年后的下次大选，仿佛游戏已经结束了」。
一切都要回到克沃滕的迷你预算（Mini-budget）。
【新闻词典】大臣声明、财政事件与迷你预算
在西敏制的英国议会中，包括征税、预算在内的许多政策都需要下议院立法才能通过，这些立法被称为法案（Act）。在法案审议过程中，首先政府部门或议员将会提出草案（Bill），随后经过两院辩论与投票通过后送英国国王御准，随之正式生效。由于议会辩论的大部分时间优先讨论由政府部门提交的公共法案草案（Public Bill），绝大多数生效的法案都是政府部门提出的公共法案，这些法案也反映着每届内阁的施政方向与政见。在提出法案前，每届内阁都有机会向议会成员与大众介绍自己力图通过的重大政策法案，其中最隆重的是每会期议会开幕时的国王演讲（King’s Speech）。尽管演讲由国王做出，但基于君主立宪的原则，该演讲的内容由内阁撰写，重点即是本次会期中内阁希望通过的重要法案。
除了国王演讲外，另一个宣传和解释内阁希望推动的政策的重要途径就是大臣声明（Ministerial statements）。大臣有权向议会发表一份口头或书面的声明阐述他所领导的部门希望议会注意的重要事宜，通常涉及到重大事件、政府政策或法案。在大臣发表声明后，议会将特别指定一小时针对该声明进行辩论。许多重要的政策通过这样的方式公之于众，例如约翰逊任内最大规模的政策之一「升级」（Levelling Up）计划即是在2022年2月2日由升级、住房与社区事务大臣向议会发表的大臣声明中首次完整披露的。
由于财政预算实际上决定了各部门的政策能否落实，在所有大臣中财政大臣显得格外重要，在内阁中地位仅次于内阁首相。一般而言，财政大臣会在三月向议会发表一份大臣声明阐述当年的财政预算案，这份声明被特别称为预算声明。由于英国许多税收并非永久立法，而需要当年议会通过新的法案来重新授权，因此预算也被称为财政法案（Finance Bill）。自1993年以来每年年底，财政大臣会发表另一份大臣声明对明年的支出做出预算，这份声明被称为先期预算报告（Pre-Budget Report），也被许多媒体称为迷你预算（Mini-budget）。如今，任何预算都必须提前十周通知预算责任办公室（Office for Budget Responsibility，OBR）并等待他们提出预测报告。
除此之外，当内阁希望尽快公布税收政策或公共开支的变化时，财政大臣会向议会单独发表一篇声明。这常见于经济状况出现重大变化或在预算年内财政大臣甚至内阁变化等情况下。这一声明被称为财政事件（Fiscal event）。财政事件当中的政策不一定需要议会审查，也可以回避预算责任办公室的审查，但如果涉及到政府预算的变化，内阁就必须寻求一个新的财政法案来变更它。
9月23日，克沃滕向议会发表了名为「增长计划」的大臣声明，其中大致列出了特拉斯及克沃滕所希望推动的经济政策。这一系列被称为「迷你预算」的经济政策是继1972年财政预算以来英国最大规模的减少措施。值得注意的是，克沃滕拒绝在审视预算责任办公室（Office for Budget Responsibility，OBR）提出的预测报告后再发布该声明，该办公室的法定责任包括为政府提供独立的经济预测并审查政府政策的财政成本和可持续性。他给出的理由是预算责任办公室无法准时提供预测报告。事后证明这是一个谎言。在和苏格兰民族党议员伊恩·布萊克福德（Ian Blackford）的信件往来中，该办公室负责人明确表示，该办公室可以在9月23日前就提供该份预测报告。
根据统计，迷你预算所减少的税款总额为450亿英镑。该声明很快震惊了全球市场，当天英镑兑美元汇率应声下跌3%，三天后英镑兑美元的汇率跌至1971年来最低点。由于此前英国央行已经宣布加息，并同时警告英国经济有衰退的风险，尽管英国央行称近期不会再次加息，许多银行即时暂停了抵押贷款服务，这导致英国市场的流动性进一步缩紧，英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激增。
更令市场担忧的是，考虑到没有宣布任何的缩减政府开支的计划，加之此前一天英国政府刚刚宣布了通过为能源供应商提供补贴的方式冻结两年能源价格上限的计划，英国政府进一步借贷的可能性大幅增长，许多政府债券持有人开始大量抛售所持有的债券，英国政府的借贷成本激增。这一激增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由于许多英国养老金是政府债券的最大买家，随着债券价值的下跌，它们濒临破产的边缘。英国央行不得不投入650亿镑来拯救养老金基金。同时，经济学家还担心这样庞大的政府借贷将推高本就剧烈的通货膨胀，从而带来更恶劣的厄运循环。
尽管工商团体和右翼对迷你预算表达了支持，但也只有他们而已。9月29日的民意调查显示，如果第二天举行大选，工党将以33%的优势胜选，这是1990年来工党获得的最大优势。一名不具名的保守党议员向金融时报表示，「如果一项政策让市场不高兴，但选民反映良好，这就很不错；如果一项政策既不能讨好市场，也不能讨好选民，那就糟糕了」。特拉斯因此面临了越来越大的反对声浪，开始有议员向保守党的1922委员会提交信件以试图发动不信任投票。
10月2日，特拉斯首先撤回了取消高所得税率的计划，但显然这还不够。10月13日，前保守党籍议员保罗·古德曼（Paul Goodman）担任总编辑的保守之家（ConservativeHome）发布了一条内幕消息，指保守党议员正策划让在党魁选举中排名第二名的里希·苏纳克（Rishi Sunak）和莫当特联手推翻特拉斯。这个被认为充分反映保守党内风向的博客发布的文章可能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可能不是。无论如何，当天在华盛顿出席会议的克沃滕被紧急召回，第二天，正如媒体猜测的那样，特拉斯撤换了这位他多年的盟友，换上了经验老道的亨特。在离任信中，克沃滕说「我已接受特拉斯要求我离任的要求」。
最后，亨特几乎撤回了迷你预算的每一项政策，只留下了不痛不痒的几项内容。
两个多月前，特拉斯在党魁竞选中将自己包装为鲍里斯·约翰逊的继承人。许多分析都指出，她相较于苏纳克受到普通党员欢迎的原因正是她从未背叛过约翰逊。事实证明，特拉斯有她自己的想法。虽然撒切尔之后的每一个保守党政治人物都谈到放松管制和低税收，但特拉斯显然对撒切尔主义更加虔诚。
事实上，如果迷你预算没有引发如此巨大的负面反应，特拉斯可能将会利用首相职务推动更为激烈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改革。与特拉斯和克沃滕关系极为密切的经济事务研究所的一份报告可能展示了特拉斯的改革蓝图，其中包括取消免费托儿服务、修改平等法案、取消最低工资、将妇女的收入视为丈夫的一部分等等。可惜的是，即使保守党人人都在咏颂着撒切尔的名字，当代撒切尔最终失败了。
一个可能的解释，时代已经变了。撒切尔担任总理时，英国的最高税率为83%，几乎所有大型公共服务行业都是国有化的，而撒切尔推动了欧洲单一市场的产生。私有化的议会住宅创造了大量的富有房主，公共服务的私有化制造了一大批从中获利的股东，欧洲单一市场则促进了英国的国际贸易。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撒切尔执政时，英格兰银行仍然不是今天这样的独立机构，对汇率的操纵有助于撒切尔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促成了1980年代后期金融和房地产市场的繁荣。
私有化对经济增长未必有利，但大量的私有化的确促进了（即使是虚假的）市场的繁荣，更使得大量的中小股东成了保守党的支持者，甚至私有化的所得有助于撒切尔继续维持公共支出和发动一场赢得国内团结的战争。与一般印象不同，在撒切尔执政期间，英国政府的公共支出每年增长1.1%左右。而如今，可英国已不剩下任何可私有化的产业，而税率也在保守党执政的十年不断调低。总而言之，一切有利于撒切尔主义的条件都已不复存在。
即便如此，特拉斯仍然只是拙劣的撒切尔主义。在撒切尔的第一任期内，与降低所得税并行的是提升增值税，并在经济状态恶化的情况下坚守紧缩的财政纪律，直至80年代中期财政出现盈余后，才全面减税。特拉斯却在英国央行已多次预警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强行减税，最终引发了金融风暴。一定要说的话，英国早已是一个公认的低管制与低税收的经济体，即使是撒切尔再世，也未必试图重新推行80年她曾推动的经济政策。毕竟，连她自己也说过，「你不能让舒芙蕾发酵两次」。
或许这些特拉斯都知道，但或许特拉斯认为现在是她仅有的发挥她一路以来的原教旨市场主义理想的最佳时间。与撒切尔、卡梅伦甚至约翰逊不同，特拉斯没有经历过大选的洗礼，这就意味着在面对党内斗争时，她很难像叫嚣「我带领保守党胜选」的约翰逊一样有政治资本加以反击。
而和同样靠党内竞争上台的特蕾莎·梅不一样，特拉斯带领的已经是一个面对丑闻和生活成本危机支持度不断下探的保守党，这又使得她的任何行为都可能继续重创保守党的支持度，反过来为她的党内政敌增加斗争资本。于是，国丧带来的团结氛围和新首相普遍拥有的蜜月期或许是特拉斯决定大刀阔斧推动她的新政的原因之一。但这一开始，就是一个不可能推动的新政。
除了经济条件完全不同以外，保守党的立场也随着时间的发展在不断地变化。这个自保皇的「托利党」发展而来的政党事实上正是以不断灵活地变化自己的立场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对保守党来说，在诸如反对增加国债等一些既定立场外，一切的立场都取决于当下的情境和其所掌握的权力。
所以，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 1st Earl of Beaconsfield）可以在其任内扩大选举权，1947年保守党可以接受工党提出的（并至今仍然捍卫）完全由国家出资的健康保险系统，而卡梅伦任内则立法确立同性的结婚权。相比起有着清晰立场的「保守主义」，英国语境下的保守主义更类似于一种实用的政治立场而非意识形态，特拉斯那充满80年代复古气息的政策在今天自然不受到党内的欢迎。
更何况，保守党本身也经历着激烈的变化。80年代撒切尔的任内，工人阶级仍然是工党的铁票仓，保守党则简直可以被戏称为牛剑俱乐部，充斥着家境优渥的高材生和贵族子弟。自布莱尔带领工党走向第三条路，事实上向右翼靠拢了以后，英国的政治版图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产业的位移更使得原来的产业重镇日渐衰败，工党和保守党的越发靠近更让产业工人感受到了背叛，这构成了「蓝领保守主义者」（Blue Collar Conservativism）的基础。
这一群体正是约翰逊在2019年大选中带领保守党赢得绝对多数席次的关键。代表这一群体的同名议会次团体在保守党籍的议员席次中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他们其中许多人来自约翰逊时代的保守党夺下的「红墙」选区，也在这次的风波中第一个站出来批评特拉斯。因此，约翰逊时代推出了许多看似并不保守的政策，从大力投资北部的红墙地区的「升级」计划到连接北部的高铁工程，都用公帑为保守党赢来了选票。特拉斯或许不理解，或许不赞同，但不再这么做甚至减税，同时疏远了约翰逊的支持者和这群蓝领保守主义者们。
撒切尔主义本身也没有那么受欢迎。在撒切尔的死讯被公布以后，一首名为《叮！咚！女巫死了》（Ding-Dong! The Witch is Dead）登上了英国流行音乐排行榜的第一名。在虚假繁荣背后，撒切尔主义掩盖的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濒临破产。正如众人所知的那样，撒切尔主义过度依赖于伦敦金融城的金融产业，从而造就了极大的地区不平衡，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正是撒切尔主义创造了衰败的「红墙」和这群感到被工党背叛的蓝领保守主义者们。讽刺的是，这群人的存在实际上已充分说明了重拾撒切尔主义是如何不可行。
实际上，已经有许多经济学家指出，尽管英国经济受到全球能源危机与通货膨胀的影响，但其衰退很大程度上是结构性的。过去长达12年的时间里，英国一直经历着低工资增长和低迷的经济时期。英国政府常年来忽视对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投资。英国工业占总经济的份额不到10%，投资份额是G7国家中最低的水平。英国最古老的独立经济研究所国家经济和社会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副主任斯蒂芬·米勒德（Stephen Millard）指出「政府本来应该增加公共投资，但政府选择了财政紧缩。这些措施才让我们陷入了低增长、低投资率和低生产率的经济状态中」。
在一个不恰当的时间里，特拉斯召唤了一个早该远去的幽灵，这正是她遭受惨败的原因。现在，她的一切新政都如幻梦般破灭了，最新的民调显示，有55%的保守党成员认为她应该辞职。她仍在坚持，或许是因为保守党暂时也想不到别的人选，今天几位被点名的对手纷纷公开支持特拉斯以示团结，但这种团结能坚持多久？没人知道。唯一肯定的是，撒切尔主义的幽灵在被以极具戏剧性的方式召唤后，已被英国政坛宣布了永久的放逐。
可笑的是，最终是市场对市场原教旨主义亮起了红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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