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卫·哈维的回应：西方左翼必须全力声援乌克兰

文 | Derek Hall

大卫·哈维2月25日发布了题为《有关「乌克兰近期事件」的「临时声明」》的帖子，有效地总结了一些促使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核心因素。这包括：1990年代在俄罗斯造成破坏性影响的休克疗法；俄罗斯对1999年北约轰炸塞尔维亚的反应以及俄罗斯对来自中欧和东欧的新成员国加入北约的反应。然而，这篇文章作为对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入侵一个4000万人口的国家的即时反思，在分析上是不充分而具有误导性的，在政治和道德上也存在缺陷。

我批评哈维文章的第一个方面是他将入侵发生原因的具体解释主要集中在了美国和西方的行动上。虽然他确实表示「这些（西方在过去的行动）都不能证明普京的行动是正当的」，但除此之外他没有对俄罗斯当下的所作所为做出解释。特别是他没有提及普京政权的特征如何可能导致这场战争的发生（Matveev，2022；Budraitskis，2022）。事实上，他对俄罗斯政治经济的分析似乎停留在1990年代，普京对俄罗斯所有潜在的政治反对派的系统性镇压、对信息的控制以及俄罗斯的大规模宣传机器等等他都未提及。他也没有对「2003年全世界数百万人走上街头」反对伊拉克战争和反对当下战争的俄罗斯抗议者立刻被捕做出任何比较。

哈维列出了自1945年以来在世界各地发生的许多战争，但却忽略了俄罗斯在2008年入侵格鲁吉亚、2014-2015年入侵乌克兰、以及发生在乌克兰顿巴斯地区的代理人战争。哈维对普京的保守派极端民族主义、其否认乌克兰民族存在和关于乌克兰对俄罗斯构成威胁，以及他声称拥有犹太总统的国家是由「新纳粹分子」统治的荒谬言论都不予置评。哈维也没有提及俄罗斯去年一再声称的谎言：俄罗斯无意入侵乌克兰。

哈维的文章最令人吃惊的一点也许是：虽然它确实是在反战（反对所有的战争），但哈维没有直接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他以「乌克兰最近发生的事件」为文章标题就是这种姿态的一部分。我想知道，如果2003年3月20日出现了一篇名为《伊拉克最近发生的事件》的文章，将美国入侵的所有解释全归结于其他国家的行动，哈维会如何看待它？

哈维的分析的第二个主要问题是，虽然他和许多其他西方左派（Ali, 2022; Marcetic, 2022; The Nation, 2022）一样，对也许拥有世界上最大核武库存的威权大国（注：指俄罗斯）的安全利益表现出极大的关心（FAS 2022），但他对乌克兰本身漠不关心。哈维大概没有意识到，他一再提到作为地理区域名字的「那个乌克兰」（the Ukraine）而不是作为国家名字的「乌克兰」（Ukraine），这含蓄地否认了乌克兰的国家地位。不过，他所选择的措辞只是在他的分析上更大的失败的一部分：他没有能从乌克兰或者其他在1989年至1991年间从苏联独立出来的其他国家的视角看待正在发生的任何事情。

所有左派都公正地庆祝1940年代、1950年代和1960年代亚洲和非洲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然而，在像哈维这样的左翼分析文章当中，1989年至1991年所代表的帝国的终结和大规模的去殖民化都被忽视了。这些被解放的国家可能迫切希望——并且在当下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希望——得到保护，以免重新受到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压迫——这是他们过去曾遭受过的严重苦难。

于是，北约的「扩张」完全被视为西方对俄罗斯的威胁，而不是在部分地回应中欧和东欧国家免受俄罗斯威胁的愿望，而这种威胁被事实证明是完全真实的。乌克兰、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摩尔多瓦和许多其他国家的目标、愿望、倡议和恐惧都被忽略了，以便于形成一种将所有的能动性都归于「美国和西方」的论述。当然，这并不是说让中欧和东欧国家加入北约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正确方式，或者说它不会造成真实而严重的负面后果。然而，哈维提出的替代方案——「今天需要消除大国集团之间的军备竞赛，并由强大的协作与合作机制取代」——纯粹是正确的废话罢了，以此来作为对仍在持续的入侵行径的回应是非常不够的。

因此，哈维文章的这问题令人苦恼地与Taras Bilous（2022）批评的某种类型的分析类似。我推荐大家完整阅读这篇文章，而我在这里将只引用其中的一段：「西方左翼的很大一部分人应该诚实地承认，他们在构思如何回应『乌克兰危机』时完全搞砸了。」Ilya Budraitskis（2022）也向左翼指出：「要说清楚是谁发动了这场战争，不要为它找任何借口。」Terrell Jermaine Starr（2022）今年2月11日发表的一篇文章则集中关注了哈维错过的事情，即乌克兰自身的关切，以及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历史和当下的现实，在此基础上，Starr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威胁上做出了更进步的回应。

我还想讲讲哈维文章的第三个问题。他就俄罗斯在冷战后被西方「羞辱」提出了一些观点，并将之与二战后德国和日本所获的待遇做了对比。哈维强调「屈辱」是国际政治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这是绝对正确的；他指出德国在凡尔赛会议上遭受的屈辱助长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也是正确的；对手不应因失败受羞辱的原则也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哈维将羞辱看作是一种客观事实。而我认为，「羞辱」也必须被视为一种被诠释的话语。

鉴于哈维声称西方政治精英「通过马歇尔计划」避免了二战后对西德和日本的羞辱，我将通过关于日本的讨论来提出讨论这一点。他的论点的第一个问题是：马歇尔计划并未在日本实施。日本确实从美国获得了其他经济支持，但也承受了了1949 年道奇计划（Dodge line）造成的严厉紧缩。日本经济形势在1950年后好转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的战争采购在战争期间占日本出口总量的60% （Gordon 2014: 239-40）。

第二个问题是，许多日本人并不同意哈维关于日本在二战后没有受到羞辱的论点。相反，他们有很多客观的材料可以用来展开讨论。在日本城市（包括广岛、长崎和东京）沦为废墟、无条件投降、帝国遭瓦解后，日本被盟军（实际上是美国）占领了近七年。美国人通过制定新宪法为日本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制度。而这本宪法自1947 年生效以来，连一个逗号都没有改变过。日本也从称得上帝国的大国力量沦落为美帝国初级合伙人一般的附庸，成为一个「半主权国家」。日本没有能力而且实际上在宪法上被禁止（即著名的宪法第9条）进行战争或拥有军队。

这些都是讨论中的事实，问题在于，这些是否算是屈辱？我认可日本左翼的观点。他们认为1947年宪法是他们所珍视的民主和政治自由的源泉，而这些自由在明治时期遭到剥夺；这一宪法也是日本制度化（尽管极速消逝）的和平主义的源泉。然而，包括著名政客在内的许多日本右翼采取了不同的立场。Tobias Harris（2020: 51, 312) 在他所撰写的日本任职时间最长的首相安倍晋三的权威传记中写道：

「安倍表达了许多想要修改宪法的理由。安倍对『美国新政』培育出来的自由主义者在起草日本宪法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这一基础性法律是在『国耻』时期产生的耻辱感到悲哀。但他对修宪提出的最根本的理由，是宪法第9条是对日本国家履行保卫日本人民职责的能力的最持久的象征性和实际性的约束。」

日本的案例可以这样帮助我们理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首先，在分析国际政治中的屈辱时，我们不应该假设我们知道遭受屈辱的国家的人们会如何阐释（我们所看到的）客观事实；其次，我们必须对他们的阐释做出我们自己的道德判断。

哈维所未能意识到的问题还包括：普京在俄罗斯『羞辱』问题上的认识，不仅是对1990年代休克疗法和北约扩大的回应，也是对苏联解体的回应——普京对去殖民化感到羞辱。诚然，我们左翼不应该去认可普京这般的怨恨，以及他对帝国带着血腥味的怀旧。

我的结论简单多了：在这个特定的时刻，西方左翼必须全力声援乌克兰——一个争取独立、自决而反对不加掩饰的帝国主义的国家；必须捍卫乌克兰的独立；必须明确谴责和抵抗俄罗斯的入侵。

（责任编辑：新不莱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