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丹内战：早可预见的冲突

喀士穆的枪声已经持续了十三天。在短暂的停火后，4月26日，喀士穆郊区再度响起了枪声。联合国证实，自4月15日开始的内战已经造成至少459人死亡，4000 多人受伤，战斗从首都蔓延至苏丹东西部，该国有三分之一的平民正在依赖人道主义援助维生。自2021年10月苏丹军队发动政变以来，苏丹的局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消息仍然畅通，但不同的声音将矛头指向了不同的人。在苏丹，到底谁挑动了战火？

战火纷飞的过往

1899年，英国正式从埃及手上控制了苏丹，并很快在苏丹建立起殖民体系。英国的殖民体系围绕在尼罗河谷的棉花种植基地发展起来。而出于各种目的，英国将苏丹南部以多神论为主的地区视为一个独立的地区，并于1920年代禁止苏丹北部与南部的互动，基督教在这一地区广泛传播开来。这种措施最终导致了苏丹第一次内战。由于苏丹独立的过程中缺乏南苏丹人的参与，南部苏丹军队于1955年发动了叛变，在1956年苏丹正式独立前，其内部就已战火纷飞，并最终导致了南苏丹的独立。

南北冲突一直困扰着新成立的苏丹共和国，最终文官政府在1958年被军队发动政变推翻。约书亚·克拉泽（Joshua Craze）提到，这一时期久居于喀士穆的精英（许多是英国殖民的受益者）通过剥削喀士穆以外的地区来获利，一种新的后殖民模式在苏丹建立起来并延续至今。这导致了1964年十月被称之为「十月革命」的全国性抗议和罢工活动，这一抗议迫使军方放弃权力建立起一个短暂的临时政府，但最终军队于1969年推翻了文官政府，并一直军事统治到1976年。西德、苏联等国都在扶持军事政权的过程中扮演了极其不光彩的角色。

南北冲突一度在1970年代有所缓解，但1983年政府开始制定伊斯兰法后再度激化了双方的矛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下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方案导致的基本必需品价格上涨，又诱发了普通人的不满。军队领导人奥马尔·巴希尔（عمر حسن احمد البشير）顺势发动了军事政变。巴希尔建立了一种新的统治形式，在曾两度任总理的萨迪克·马赫迪（الصادق المهدي）建立的私人军队的基础上，巴希尔在其家乡达尔富尔（ار فور）建立了民兵组织，并将苏丹的许多经济部门分封给它的安全部门，建立起专属于他们的经济帝国。约书亚·克拉泽说，由于任何人都希望独占自己所掌握的资源，这种统治模式使得安全部门的利益先天地与中央的利益敌对，来自尚未独立的南苏丹的石油部分缓和了这种敌对。

2003年，达尔富尔战争爆发，巴希尔故技重施利用他在达尔富尔建立的民兵组织与叛军交战。穆罕默德·哈姆丹·达加洛（محمد حمدان دقلو，哈米提）正是在这一时期声名鹊起。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是一名商人，尽管也有说法说他实际上只是一个强盗。但在加入巴希尔所掌握的金戈威德（جنجويد）民兵部队之前，他在达尔富尔首府尼亚拉（نيالا）经营一家家具店。战争开始后，哈米提自称他的家人被叛军所杀并加入了金戈威德。2009年，他对记者杰罗姆·图比亚纳（Jérôme Tubiana）承认，他「加入金戈威德是为了获得权力，引起政府重视」。彼时，他已经获得了准将军衔以及政府大量的现金投入，并从一个新兵变成了由国家情报和安全局直接指挥的军官。

失控的部队

哈米提很快变成了最受巴希尔重视的人之一，据说巴希尔亲切地称他为「我的保护者」（Himyati）。2005年，在国际压力下巴希尔与南苏丹部队签订和平协议。2011年南苏丹正式独立，带走了苏丹政府75%的石油收入。巴希尔的统治开始面临危机。于是，2013巴希尔决定以金戈威德为基础成立快速支援部队（قوات الدعم السريع）并交由哈米提管理。对巴希尔来说，该部队更像是他的禁卫军。而哈米提则抓住这一机会控制了苏丹的金矿，而快速支援部队则作为阿联酋的雇佣军前往也门与胡塞武装作战。由此哈米提建立了自己的商业帝国，甚至控制了整个萨赫勒（الساحل）地区的人口贩运产业链。

2011年南苏丹的独立和美国在达尔富尔战争期间对苏丹的经济制裁导致苏丹的外债问题越来越严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次迫使苏丹实施财政紧缩政策。最终， 苏丹经济陷入严重危机，本是构成巴希尔统治的重要基础的小麦和电力补贴被迫取消。2018年，苏丹的通货膨胀率高达70%，苏丹镑则急剧贬值，最终于2018年底爆发了一系列的示威活动，并很快将矛头直指巴希尔。

哈米提再次展现出他惊人的算计能力，作为巴希尔的禁卫军，快速支援部队在抗议开始后一直态度模糊。在发觉巴希尔原有的支持者都保持沉默后，快速支援部队与军队一起发动了政变，最终逮捕了巴希尔。军方和安全部门都希望将自己包装为新的护民官，由此继续维持其经济帝国。但是，示威者拒绝让步，要求解散快速支援部队并建立一个完全文职的政府。

最终，军队失去了耐心。2019年6月3日，快速支援部队和军队在喀士穆制造了一场大屠杀，至少200人死亡，事后无人被追究责任。6月3日本将成为军队的转折点，许多示威者认为军队已经失去了信誉并准备在接下来发动大罢工，但西方在这时参与了进来。

2017年，为了减缓大量难民涌入欧洲造成欧洲难民危机，欧盟启动了喀士穆进程（Khartoum process）并与巴希尔取得了联系。最终，巴希尔指定快速支援部队担任边防部队，并从欧盟收到了大量的资金支持。这正是哈米提得以控制人口贩运产业链的关键所在。而美国与英国自转向亚太与脱欧后放松了在非洲的外交投入，对他们来说，稳定更为重要。同时，他们的外交目标还包括尽可能减少俄罗斯和中国在非洲的外交进展，因此，他们同样希望已有传闻与俄罗斯及瓦格纳集团（Группа Вагнера）来往密切的快速支援部队不要彻底倒向俄罗斯。在西方的压力下，示威领袖最终与军方达成了协议。之后由军队和平民分享权力的主权委员会（مجلس السيادة السوداني）成立。

主权委员会成立成立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继续促进苏丹采取进一步的紧缩和财政改革计划以解除其外债危机。这实际上背叛了示威运动，也因此苏丹的示威活动从未停止。另一方面，要实行财政改革计划将必然触及军方和安全部门的经济利益，因此在主权委员会存续的两年内，文官与军方始终貌合神离。2021年，伴随着持续的抗议活动，军方称「军方和民间政党之间的内讧威胁了该国的稳定」，发动军事政变逮捕了包括总理阿卜杜拉·哈姆多克（عبدالله حمدوك）在内的政府高官，并宣布苏丹进入紧急状态。

暗藏的冲突

军队本以为自己将得到沙特和阿联酋的援助。但是，有一点出了问题。现在的军队领袖阿卜杜勒·法塔赫·阿卜杜勒拉赫曼·布尔汉（عبد الفتاح عبد الرحمن البرهان）是个穆斯林并一直以来被指认为是穆兄会（الإخوان المسلمين）成员。有人形容，阿联酋对任何闻起来像穆兄会的东西都极度过敏，因此他们在援助苏丹方面显得三心二意。西方倒是很快取消了对苏丹的经济援助，但拒绝因 2021 年政变而制裁军队，这在拜登政府内部甚至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冲突。无论如何，西方仍然天真地希望苏丹将很快回到被称为平民主导的过渡进程中，并继续采取外交攻势安抚军队。

军方的裂痕从政变爆发后就已出现。布尔汉在政变后重新任命了大量巴希尔时代的政府官员，这使得哈米提产生了极大的危机感，他担心这些前政权的成员将因为他背叛巴希尔而废黜他。另一方面，在西方的推动下，军队与反政变的平民领袖们达成了一个框架协议，承诺将尽快恢复过渡至文官政府的进程，其中的重要一环是将快速支援部队整合进入苏丹军队，实际上将废除这一部队。协议签署后，布尔汉一直主张快速支援部队整合必须成为首要任务，这实际上加剧了哈米提的不安全感，因为他庞大的经济帝国实际上完全靠快速支援部队的武力维持。

这时，西方再度施压，他们希望在斋月开始前组成政府，这实际上加剧了危机的发生。而埃及也参与进来，其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عبد الفتاح سعيد حسين خليل السيسي）和布尔汉是当年的军校同学，埃及在开罗组织了一个单独的谈判框架。而哈米提则获得了对疑似穆兄会成员的布尔汉高度警惕的阿联酋的支持，此前他又一直与瓦格纳集团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文官政府的主要人员也似乎更倾向于支持哈米提，他们希望哈米提能够阻止前政权成员的复兴。冲突一触即发，只有西方蒙在鼓里。3月20日，联合国苏丹代表团团长沃尔克·佩尔特斯（Volker Perthes）在安理会会议上表示，「主要参与者之间几乎没有实质性分歧」。

3月29日，布尔汉在安全部门改革会议上将快速支援部队的代表逐出会议室，而快速支援部队则在喀土穆开始集结。此时正值复活节假期，许多外交官都在度假，没人注意到这一紧张形势。终于，4月13日，战争爆发。

纽卡斯尔大学（Newcastle University）历史学家柳贝里奇（Willow Berridge）写道，「最坏的情况是快速支援部队 和苏丹武装部队之间的长期冲突，双方都没有占上风，导致苏丹出现前所未有的动荡。」而一名外交官表示，「这场危机是国际社会愚蠢的 『需要迅速达成协议』的结果」。前美国非洲之角特使杰弗里·费尔特曼（Jeffrey Feldman）为华盛顿邮报撰写了一篇名为「政变表明将军不受信任」的文章，而约书亚·克拉泽则在推特上讽刺道，「如果你不能信任他们，你为什么要花四年时间来迎合他们？」。

如英国议会苏丹问题小组于26日所发布的报告批评的那样，「20 年前的达尔富尔种族灭绝遭遇了令人吃惊的有罪不罚——现在有罪不罚是造成和推动更多暴行和更多流离失所的众多因素之一。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没有和平就不可能在充满希望的生活中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国际社会长期未能采取足够的行动支持苏丹人民，因此鼓舞了苏丹当前暴力的发动者。

无论如何，许多人早就预言过冲突会发生，现在终于应验了，只是它得用鲜血证明。

（责任编辑：新不莱梅）